抗战时, 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但3岁时已经能背“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会唱“冒着敌人炮火前进”义勇军进行曲, 虽然並不懂文字的意思。
在武汉会战时,家父被召到武汉参与一个战时机构的筹备, 但到武汉时, 军队已经奉命撤退, 于是又到长沙, 不久长沙大火, 又撤退到广西。 此时家父已经确定作为俞同奎的副手。 俞同奎是俞平伯的叔叔, 北京沦陷前被燕京大学指派为筹建燕京大学工学院的临时院长, 由于日寇侵占北平, 建立燕京大学工学院流产,俞同奎也撤离到后方。解放后我曾随家父到他北京的家中去过, 似乎是在东城的一个很大的王府庭院。因为他是家父的长辈, 所以我父母在家中时都称其为俞老头子。不久到了贵阳, 当时国民政府的对外联系(进口武器,军用设施等)的华南通道已经没有了, 只有云南到缅甸印度的南部通道。 所以不久就把俞同奎调到云南主管云南省的汽油和酒精等战略物资, 家父则被任命为贵州省的主管官员。 第3个机构则设在兰州, 总部在重庆。也就是说,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物资汽油和酒精就是这么4个机构主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概是1944年, 日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役中败给了美国, 急于把国民党政府打垮, 以便利用中国的资源与美国做*后的决战, 所以日军从广西派了大军向贵州进发, 一度占领了贵州的独山。 当时媒体和民间盛传下一步日军的攻击城市就是省会贵阳, 从而切断国民党政府的西南进口通道, 彻底消灭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政府知道贵州一旦失守, 重庆就危险了, 所以派大军入黔。 开往独山抵御日军的进犯。网上查到的资料是,29军(长城大刀队的那个29军)的一个师, 孙元良的集团军, 汤恩伯的部队都已入黔, 到达独山一带。
在贵阳的战时机构人员也奉命本人留下死守,把家属撤回到重庆。 在这样的形势下, 家父已经做好与日军一战不能再见家人的准备,在美军借到一辆“旅行车”,把我们母子3人送到重庆的一个亲戚家中(这个亲戚文革后曾出任清华副校长, 中国科大正校长)。 临别时, 似乎是生死诀别。36年后我到美国看到了我当时坐的”旅行车“, 原来就是”Station wagon“。 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在乌江边走过,翻山到綦江时的一个山非常险峻, 有72道弯。
这个独山战役是怎么打的, 我不知道。 只知道, 日本人后来被打败, 没能进到贵阳,网上说日军侵华**战是卢沟桥, *后一战是独山。
我们后来从重庆回到了贵阳。不久抗战胜利, 我们先回到了南京。我们家的祖业房产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全部烧光,抗战后, 除了回去给祖母出丧外,我父母就没有再回老家。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