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种视角看知识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2003年第4期《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不同。
诗人卞之琳先生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说,曾听徐志摩讲过:徐志摩从小近视,也没有配眼镜。长大后,有**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配好眼镜后的当天晚上,他带着眼镜抬头一看,平生**次看见满天星斗,“感到无比的激动”。这一经历或许多多少少激发了徐志摩诗歌创作中常显现的一种灵感。美国发明家、建筑师、诗人兼哲学家巴克明斯特.富勒(化学上的“巴基球”就是用他名字的昵称“巴基”来命名的,“富勒烯”则是根据其姓氏来命名的)则从小是远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远视,于是也就习惯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近视与远视,有如许的差异。
文学家徐懋庸先生在《金圣叹的*微论》一文中说,在小品文的写作上,“把伟大的宇宙混沌地来看,也不及把渺小的苍蝇微妙地来看之有趣”。徐先生还说,可叹如今的社会科学上,却尽是空谈宇宙而不解剖苍蝇。徐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批评,至今并未过时。粗看与细看,有如许的差异。
明朝医学家张介宾的《类经图翼》中说,“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即西方更重视对客体、对大自然的研究(物理之易),故而产生了坚实发达的自然科学,东方更重视对主体、对人伦、对人身的研究(身心之易),故而诞生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从而,东西方的发展路径也大相径庭。重视物理之易还是身心之易,有如许的差异。
国人对知识的态度,在糟糕的时候,是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好的时候,则是抱持对知识的纯功利主义眼光,从古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到而今比较推崇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莫不功利得可以。尽管我们一向提倡辩证法,但是,辩证地看待知识的情形真是不算多。“书中自有什么什么”的知识观和“知识就是力量”观,可以说分别是前现代和现代的知识观。一些发达国家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于是,就有了对知识的后现代审视。
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出现了非人格化趋势。以往,知识一定是通过人来传授的,所以,知识的人格化特征很强。现在就不一定了。但是,人们又顽强地抵抗非人格化。例如,在电视上,即使记者自己可以把某项知识解释清楚,他们还是喜欢用采访一位谈伴的方式来传递知识和信息。
由于观察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可信性受到怀疑。原先,知识正确与否,要用观察来加以证实。观察结果是可以演示的,可以弄明白的。现在,观察技术日益复杂,这些技术所产生的数据和知识没有几个人能懂(比如,我们身边的人谁能看懂卫星气象云图?),无奈,我们对现有的科学知识是不信也得信。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我们不得不相信产生了数字化数据的那些技术。但我们心底还是有疑惑,这些数据真的那么可靠吗?比如,在数据转换过程中,原始数据会不会发生扭曲、畸变?
由于表现技术的发展,知识出现割裂化趋势。过去,知识的表现方式无非是口头和书面两种。现在,表现方式还有桌面出版、计算机图学、计算机动画、计算机模拟、光卡、光盘、数据库,等等。一个人也许能理解口头语言和文字表述所蕴含的知识,但面对计算机模拟却可能一筹莫展,目瞪口呆。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过度的基于知识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行动的合理化,意思是行动要基于算计 (calculi)。在*近几十年来,算计的作用确实越来越突出,而正是信息技术大大加快了算计过程。但是,简单地将人的理性行为化解为算计行为会引起许多问题。
为了克服上述矛盾,就需要一门后现代的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它不是要寻求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其研究结果不是关于事物是如何运行的陈述,而是如何处理问题的策略。这样的一门信息科学,不仅专业信息工作者会关注,广大公众也会对之非常关注,因为在这门科学的指导下,我们对知识“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就不仅能明白“对面这些知识不简单”,而且,能保持头脑清醒,不容易沦为知识的奴隶。
参考文献
1、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 ,北京,1984
2、 徐懋庸杂文集,三联书店,北京,1983
3、 张介宾,类经图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4、 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study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us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1993, 29 (2): 229-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