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发表于1992年12期《大学生》杂志
在高明的画家眼里,山水草木、万种风情皆可入画。在我看来,那些受人敬仰的人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举动,同样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印在我们的心底,愉悦我们的身心,陶冶我们的情操。
我由于工作性质的缘由,结识了不少研究生导师,他们绝大多数不仅是学术界的精英,同时又是做人的楷模。他们的学者风采、智者风范,无不洋溢着他们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真可谓:万种风情皆入画,各位导师一般情。
诗评家吕进教授:
“我们做学问的人,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境界,那就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
我喜欢诗歌,偶尔也爱写写,结识吕进教授也是诗的缘份。1990年上半年,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寄了几份稿件给我所在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我们选中了吕进教授的《论研究生学位课程的教学重心》一文,且这份稿件正好由我负责审阅。在《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上,我早就拜读过吕教授独树一帜的诗论,可以说,对吕教授我是久闻其大名,仰慕已久。于是,借与作者联系的便利条件,我给吕教授写了一封信,并附了几首自己写的短诗,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吕进教授是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世界诗人协会中国理事、世界华文诗人协会创会理事……这位新时期出现的诗评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诗创作转向诗歌理论研究,并在80年代中期成为继“传统派”、“崛起派”以后形成的另一个诗歌理论流派——“上园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6月,他领导创建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并将其发展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中心、培养新诗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与世界各国诗歌界联系的纽带。吕教授在这个岗位上,先后有9部著作问世,其中《新诗创作与鉴赏》等著作屡获全国、省市、部门的各级奖励。
就是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诗歌评论界**学者,他会给我这个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回信吗?
吕教授没有让我失望。十几天后,他不但给我回了信,还用简练的语言评点了我的每首诗。这以后,我不断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寄给他,他也不厌其烦地给我回信,点拨我,鼓励我。1992年5月,他从我那稚嫩的诗作中挑出三首,发表在了新诗所主办的《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上。在*近给我的一封信中,吕教授谆谆告诫我,要做发表作品少而精的大诗人,不要去做那只追求作品数量大的小诗人。尽管我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在写诗上也许永远成不了气候,但先生这句充满辩证思想的教诲,我会永远记在心中的。
上半年,新诗所办公室的符主任来京出差,代表吕教授专门来看我。从符主任那里我知道,像我这样有幸得到吕教授精心指点的诗歌爱好者何止我一人。符主任说,每年吕教授都要收到一千多封诗歌爱好者的来信,有讨教的,有索要资料的,甚至还有在人生道路上受挫准备自杀的……每封来信吕教授都仔细阅读,并尽量答复,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研究生代为作答。吕先生把这些信任他的诗歌爱好者戏称为“编外弟子”,他认为尽管自己增加了额外工作量,但从这些充满幻想的年轻人身上也吸收了新思想,启发了思路。
符主任还给我介绍了吕教授忘我工作,以及指导研究生等方面的一桩桩事迹。
1982年春节,亿万人民都在热热闹闹过新年,吕教授却把自己关在书房,修改专著《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午,妻子进书房送饭,吕先生大惑不解:“不是刚吃过吗?怎么又端来了?”妻子又气又怜:“呆子,那是早饭,现在该吃中饭了。”
1988年5月,吕教授招收的一名研究生参加复试。只见吕先生端坐讲台却一言不发,整个答问过程吕教授都是写条递画给助手,让助手代为提问。研究生心中一凉:“完了,导师连话都不屑和我说,看来考取无望。”事后,这位研究生才了解到,原来那段时间先生正患增生性喉炎,嗓子无法发音,只好出此妙策带病主持考试。
在“厌学风”盛行时,个别研究生不安心学习,吕教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时说道:“尽管社会上普遍认为读书吃亏、不划算,但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人才,就应该有一种高的超凡脱俗的追求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也就是说,我们在从事业的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付出的种种艰辛,必将取得一般人所没有同时也不可能理解的‘欢喜事’,即成果。这是一种*高的精神享受。而要得到这种精神享受,必定会失去一些世俗的‘快活’。”吕教授辩证的“得失观”是那样的通达,研究生马上就理解并接受了。
在新诗研究所成立六周年的日子里,吕教授的一位研究生在满怀深情的贺信中写道:“我们在人生与艺术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时刻都能感受到导师那关注与渴望的目光在背后叮嘱着我们,鼓励着我们。”
我和吕教授结识两年多了,前前后后收到过他七八封信,但我们至今还没见过面。我知道自己做他的学生是不合格的,但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崇敬的导师。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声:
“敬爱的老师,我想您!。”
轧钢机械专家连家创教授:
“我好比中国喂养大的一只‘母鸡’,怎么能把‘蛋’下到国外去呢?”
连家创教授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院长兼燕山大学校长。这位**的轧钢机械专家,30多年来一直从事轧钢机械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主编了《热带钢连轧机》、《轧机基本理论进展》等专著,主持和参加了十几项重大科研项目并屡次获奖,其中“1000三机架冷连轧机液压弯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90年8月,我在秦皇岛市燕山大学参加机电部高校研究生教育学会招生工作会议,结识了连教授的几个博士生弟子。这些同龄人告诉我,连教授是他们非常敬重的导师,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又像慈父一般关心学生、扶助学生。
一次,一位博士生在计算冷轧轴向力时,把摩擦系数选定为0.12,结果计算数据与实验结果非常吻合。学生很高兴,拿着论文向导师报喜。连教授仔细阅读了他的论文后,严肃地指出:“冷轧时,摩擦系数一般在0.09—0.11之间,不可能有你取的那么大。尽管你的计算结果很理想,但这个数学模型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冷轧状况。搞科学一定要实事求是,可来不得半点想当然啊!”
这位学生感慨地对我说:“有这样的导师督促,我们做学生的哪还敢有半点的懈怠啊!”
博士生杨景明还给我讲了这么一件感人的事。**,他在图书馆查到了一篇俄文资料,可他不懂俄文,而这份资料对他的学位论文又很有帮助。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连教授,希望导师帮忙看看,给他讲讲文章的大意。没想到,几天后,连教授把整篇资料全部翻译过来送还了他。小杨说,当时他手捧着厚厚的翻译稿,望着导师那亲切的目光,泪珠儿直在眼眶里打转。
连教授是台湾苗栗人,父母为新加坡有名的药商。两位老人年事已高,非常希望当长子的连教授定居新加坡,继承家产。连教授几次赴新加坡省亲,都推脱掉了父母为他精心安排的工作。1990年2月,父亲病逝,母亲含泪恳求奔丧的儿子留下来重整家业,连教授耐心地说服了母亲,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又返回了祖国。
我从研究生处领导那儿得知了连教授的这段故事。于是,我和连教授之间便有了如下这段采访谈话:
“连教授,现在不少科研人员都纷纷往国外跑,您有条件定居新加坡,享受富足、舒适的物质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从事科研工作,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连教授悠悠答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受过党的多年教育,早已把物质享受抛到脑后了。在我们心中,祖国的事业高于一切。再说,我生长在中国,是祖国和人民培育了我,我就好比祖国喂养大的一只‘母鸡’,正是到了‘下蛋’的时候,我怎能把‘蛋’下到国外呢?”
在这位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爱和情的长者面前,我还能问些什么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