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用”和“实”通常被放在一起“用”,不称“用实”,而叫“实用”。据说,“实用”再加上“主义”便是一种很强势的哲学。美国的崛起和强大便是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之功。
中国人过去常讲“实在”。这个人很实在;住在这里实在;赶考前拜拜神,心里实在等等。现在,“实在”好像不怎么流行了,另一个关键词叫“务实”的却迅速走红。什么务实的领导,务实的干部,务实的学者,还有务实的保姆,不一而足。那么,称“务实”而不称“务用”,是不是“用”不及“实”强势呢?非也。“用”比“实”强劲多了。我们知道,“实”的对立面是“虚”,而“用”不仅能紧紧吸引住“实”,结成“实用”,还能拽住“虚”,成为很多人为很多“虚”辩护的“虚用”。由此看来,好像不管什么,只要能和“用”搭上边,它才拥有存在于天地间的资格。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就曾遭遇到他小儿子的质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为此,这位有名的史学家还写了一本《为历史学辩护》(中文版叫《历史学家的技巧》)的书。
**哲学家冯友兰也曾被问到,“您在哲学上有这么高的成就,为什么您的几位儿女竟没有一位搞哲学”?冯先生曰:“哲学无用”。胡德海先生解释说,冯的潜台词是:无用实为大用。
刘庆昌老师也曾说到,当有人问他“教育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先问对方“你将要用教育学干什么”。
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也谈到类似的看法:“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看成有用或有益,正是因为它们**已经被认识了”。
也许,你会说,被人质问“有什么用”的往往是一些人文学科或形而上学的东西。事实上,是这样,但也不全是。举个例子,电很有用吧!处在今日的生活世界,看来我们是一刻也离不开它的。可在人们刚刚开始认识电现象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据说,有一次,英国首相参观法拉第的电学试验室。首相问法拉第:“电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首相,小孩有什么用”?
一次,我在读一篇很有力度(我个人认为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的德育方面的文章,被一位老师看到,他说:“德育方面的文章啊,厉害厉害。”我接道:“是啊!这篇文章很有见地。”不料,那位老师却轻蔑地说:“我的厉害是打引号的。德育能有什么用啊?”我很想争辩,可还是放弃了,不仅因为那是我的老师,也因为我自知这样的争辩是徒劳的。
法拉第发问式的回答,是对挑衅者*大的打击。我钦佩法拉第,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和智慧。我的回应只是沉默。也许我也是王小波笔下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我坚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事物并不是因为对人类有用才存在的,它存在价值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有用”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