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杂志教”的多种表现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关于“拜杂志教”的文章，有些问题是戳到要害了。现在发文章，不能说不会看文章的水平和质量，但更看重文章发表的杂志名称，或者级别。这事初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似乎不荒诞。但经不住细琢磨。如果仔细琢磨起来，这里还真有不少毛病。

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我*早就听说，如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有的单位就会给予很大的奖励。在90年代，就可能得到上万元的奖金。如果在社科院主办的《哲学研究》这类杂志上发一篇文章，几千元的奖金也是有可能拿到手的。说实话，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个人也是有影响的。那还是更早的时候，我的研究生导师有一篇文章发在一个地方上办的《人文杂志》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导师是中国社科院的，他的文章怎么会发在地方杂志上呢？后来一想，也许是这个地方杂志多次向我的导师请求，导师也实在难以推托，就给了他们一篇文章。这种事我也干过。当年，我主持我们学校的社科学报，也是把北大一个教授的文章请过来，给我的学报壮门面。虽然那时还不是正式的期刊，一年也只出两期，但这种拾掇门脸的事也是要做一下的。

所以，人们发文章，肯定先要把稿子投到级别更高一些的杂志上，看看会不会被用上。如果没有被采用，再转而投级别稍低一些的杂志。这其实也不能都怪作者，这是评价指标体系所导向的。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导向，恐怕原因也是很多很复杂的。我曾经问过一个主管评价方面的领导，我说，你们这样的做法，不是会有很多问题吗？这位领导倒也很直率，说他们也知道会有问题，但是从概率角度上来看，级别高的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一般质量都要好一些，而级别低的杂志，情况多少会差一点。我说，那这毕竟只是个概率，具体的情况总是有具体差别的。领导说，那也实在没办法。因为这里涉及到评价成本的问题，你把工作做细了，认真了，但成本就上去了。成本太高，谁也受不了。现在这种做法至少在成本上是可以承受的。面对领导这样的回答，我也实在没话可说。现在做事，哪能不考虑成本呢？但是话又说回来，评价成本是没上去，但是这种做法对那些做研究的人，对他们做出的研究成果是否真的公平呢？如果把什么滥东西捧上去，把好东西打下来，这对学术方面的损失是不是要承担更高的成本呢？

与这种“拜杂志教”的评价体系相匹配的，另一个评价指标就是论文数量。作为社会科学领域，虽说没有SCI，但是有CSSCI，或者说核心期刊。在核心期刊上发的文章越多，就证明你的学术越高。这事我总是存有疑惑。中国人过去总说厚积薄发，可是现在却都在吹捧著作等身。这两者是不是有矛盾哪？肯定是有的。那些所谓著作等身者，除非是亿里挑一的天才，否则这些著作都是有水分的，而且水分都不会少于百分之五十，或许更多一些。这种导向除了造成很多浪费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其实，如果不考虑数量，也许科学评价指标体系运行的成本就不会有那么高。比如很多学者提出的代表作评价方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不过只有几页纸。要按今天的评价标准，那他就什么也不是。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如果我们认真实行代表作评价方式，也许用不了太高的成本，也许更能公平地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

国内评价制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每年都要考核，这其中的荒谬更是可笑。我们一方面提供要坐得住冷板凳，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几年内一定要发出多少篇文章，这种自相矛盾根本就让学术研究者无所适从。但是，提供坐冷板凳是软性的，而几年内要发多少文章，而且是要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那是硬性的，软性的肯定扛不过硬性的。所以就没人愿意坐冷板凳，所以我们也很难培养出真正大师级的人才。凡是真正大师，没有只靠数量、只靠咋呼而哄起来的。真正的大师，没有做过冷板凳，是不可能的。

2003年，社科院哲学所的李德顺教授，就曾说过，当年哲学所的优秀论文评选，得到**名的论文就没有发表在什么核心期刊上，而发表在一个地方师院的学报上。而这个地方师院其实就是原来地方的师范专科学校。这类学校的学报，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入流的。但是，社科院就并不以什么期刊级别作为标准，也只有这样，才能评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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