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篇论文被撤事件：究竟该怎么反思？

*近107篇Tumor Biology撤稿的新闻成了热点话题。我觉得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种事不是**次，只怕也不是*后一次，而很多人说的“逼良为娼”现象也并非始自今天。只不过这次事件涉及的撤稿数目较大，出版社比较有名，而且95%以上都是中国人的文章，其中还有不少是来自**高校的作者，所以才在中国引起较大的关注罢了。

不客气地说，这个杂志能闹出这么大的事，我既不意外又有点儿意外。不意外的是，我本是个药化工作者，2013年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肿瘤药理学的文章，此后就收到过这个杂志的审稿邀请。鉴于我自己经验有限，只慎重地从中选了一篇审，其他的稿件我建议他们找别人审；但此后仍不断收到这个杂志的审稿邀请，对我拒审的领域论文也还是源源不断地发来。于是我只好给编辑去信，请他们不要再找我审稿了。当时我觉得这个杂志有点不负责任，不愿意再和他们合作。意外的是，他们*后竟然能“痛下杀手”，说明这个杂志还没有烂到家。看新闻里说，原来这个杂志从Springer变为SAGE出版，编辑队伍也重组了，但这个撤稿还是Springer干的。

杂志和出版社在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中国人的反应呢？官方反应一向迟钝，那么就看看半官方的中国科协是怎么回应的。据《联合早报》报道，“近日，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宣布撤回旗下期刊的107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创下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之*。对此，中国科协火速表态：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70423-752191）。

大约十年前我和国外的合作者会面时就向他抱怨过，中国学者的论文有时会被格外“关照”，甚至影响发表。我自己倒没有这种经历，而是看到这样的报道有感而发。当初我并不认为那些“关照”都是源于西方主流学者的偏见，而是觉得中国人自己应该反思，更应该自律。当然，如果遇到偏见也应该积*斗争。

一晃十年过去了，除了一些来自基层和普通科研人员的声音，并没有见到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反思，更遑论动作了。在追责学术不端的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似乎已经是“标配”。作为个人*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否则只怕会陷入更深的失望。

回到本文的标题“该怎么反思”。问题的关键应该是：该反思的人都反思了并采取行动了吗？杂志和出版社当然要反思，也采取了动作（撤稿、整顿编辑队伍和引入机器编辑系统），中国的半官方机构也在替人家反思和采取批评了人家的行动。至于那些作者和论文第三方机构，大概就不是反思的问题了吧？如果他们真得反思，大概就是怎么做得更巧妙而不被逮到了吧？

另外我想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拜托百检网上的“好事者”和社会舆论别再呼吁管理者反思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反思的结果常常会让基层科研人员办各种事情的手续更繁琐--我们的财务报销手续已经很繁琐了，这两年又加上更加繁琐的国际交流的各种手续。*新增加的繁琐手续是：由于教育部对学位论文的考评中发现很多质量不合格，于是学校就在答辩之前又加上个预答辩，说学位论文质量有问题，导师和系/学院都要“连坐”。

如果官方对这个事件的因应之策，就是增加我们一线工作者的麻烦，比如说增加论文投稿的审批手续，那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人可要倒霉了--因为那些不老实的发表虚假论文获益者的所作所为，被迫要为新的繁琐手续付出更多与科研无关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宁肯像中国科协的回应那样，让国外杂志社去整改好了。

其实在这个事件上管理者要想做有所作为，就是增加追责学术不端者的意志和行动力（很多时候无非是因为难做就不做罢了，也有根本不想做的情况）。至于对评价体系的反思，这事希望不大--这些年来让中国科研一派红红火火景象的政策需要反思吗？再说反思将把那些原来的政策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置于何地？